黑龙江文学:黑土地作家的本土觉醒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时间:2019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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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志伟

  ●新世纪以来,黑龙江文学创作已经不再盲目地追逐文学时尚,转而日益贴近脚下的土地。本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断地进入作家视野,在这样的思考中,再次站到了时代的前沿

  黑龙江虽地处边缘,但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体验”就成为瞿秋白、冯至等作家的写作动力和写作资源。20世纪30年代,萧红、萧军、白朗、舒群、罗烽、骆宾基、金剑啸等一批文学青年在哈尔滨集结,使哈尔滨成为当时中国文学活动最为频繁的城市之一,而后来流亡到上海的部分作家,更是给上海文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参与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风貌的塑造。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区域内开展的各类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出版、文学教育、文学论争等),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创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龙江持续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输出先进经验,曲波的《林海雪原》、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林予的《雁飞塞北》等等,都是当时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都曾引起广泛的争鸣。20世纪80年代,张抗抗、梁晓声、陆星儿、肖复兴等从黑龙江走出去的“北大荒知青作家群”在改革开放的众声喧哗中独树一帜,坚持探讨理想、青春、集体、个人等文学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均呈递增趋势,但除了迟子建、阿成等少数作家外,鲜有作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其原因与作家自囿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纯文学”观念有关。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很多作家躲进了虚幻的“象牙塔”之中,沉迷于“人性”“自我”等抽象概念,无视脚下的土地与时代的风云,远离文化传统与在地经验。如此的写作姿态,一方面使黑龙江文学失去了与历史、现实对话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黑龙江文学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现代性危机的凸显,加之文学界对“纯文学”观念反思的深入,黑龙江作家的本土意识开始复苏,自我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晚近几年,黑龙江文学界的动作不断: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2012年起推出《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野草莓”丛书》,该丛书以每两年一辑、每辑5本的规模持续推进。每辑出版后,编者都邀请国内知名批评家对作品进行评论,以检视黑龙江文学创作的实绩,发现黑龙江文学创作的问题。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小说林》编辑部联合省内外知名批评家于2016年发起“哈尔滨文学论坛”,该论坛旨在通过本土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话,理清黑龙江文脉。该论坛不定期举办,每期选取一位本土实力作家进行研讨,研讨以提意见和建议为主,以驱动作家更深入的思考。在多方力量的参与下,黑龙江的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了低迷状态,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自我与历史、现实的关系,重新考量文化传统与在地经验。在新的写作理念的带动下,黑龙江的文学创作尽管还没有做到重启辉煌,但也呈现出了多个值得一提的亮点。

  亮点一是迟子建的“边地”小说创作。迟子建虽然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但她的写作却与当时的文学时尚大异其趣。她一直执著于书写北国“边地”的别样人群与别样人生,她早年的写作清新自然,绝少有理论观念的干扰,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很难被归入当时的某一个写作流派。但成名后的迟子建一度接受了评论界给她的标签,部分作品将“边地”风情他者化奇观化,有时甚至陷入了简单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认知模式。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先后发表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等重要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到迟子建的突破与超越,她有意将“边地”意识、底层意识、性别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混杂在一起,使文本变得更加斑驳。尽管“边地”依然是迟子建关注的中心,但此时的“边地”已然超越了“地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阐释自身的地方。

  亮点二是阿成等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阿成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阿成将视线转向了他所生活的城市哈尔滨,先后创作了《哈尔滨人》《哈尔滨的故事》《风流倜傥的哈尔滨》《城市笔记》《远东的背影》等作品。作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哈尔滨是一座沉积着多元文化的城市,具有独特的政治内涵。书写这样一座城市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都非易事。但阿成还是以自己方式非常好地切入了这座城市,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座城市的独特品质。阿成并不以特定的视角进入城市,他的视角是变动不居的,老妇人、妓女、萨满、诗人、暴发户、中俄混血儿等等,都曾被他用作观察城市的视角。在视角的流动中,那些被现代化叙事所省略或遮蔽的城市空间得以浮现。与阿成一样致力于书写哈尔滨的作家还有孙且。他的“偏脸子”系列小说力图恢复城市特定生活空间的正当性,重新发现了乡愁。

  亮点三是张曙光等诗人的诗歌创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龙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其中张曙光、马永波、桑克尤受瞩目。张曙光是国内最早探索实践“叙事诗学”的诗人之一,先后出版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午后的降雪》《张曙光诗歌》《闹鬼的房子》等,多种文学史都将其列为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诗人。新世纪以来,他的诗歌更加注重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提炼及对汉语活力的挖掘。马永波被很多批评家归为“中间代”代表诗人,先后出版诗集《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词语的旅行》《自我的地理学》等。马永波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他的“伪叙述”实验为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增添了一抹亮色。新世纪以来,他在保持卓越语感的同时,更加注重诗歌的哲学深度与宗教深度。桑克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出版诗集《桑克诗选》《海岬上的缆车》《桑克诗歌》《拖拉机帝国》《冬天的早班飞机》等。在桑克的写作观念里,诗歌首先是一门技艺,因此他特别讲究诗歌写作的规范性和纪律性。新世纪以来,他更加注重将人类的微妙情感置于他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加以展现。

  亮点四是贾行家等的散文创作。晚近几年,以双雪涛、贾行家、班宇和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异军突起,受到了评论界广泛关注。其中的贾行家来自哈尔滨,以散文写作见长。2016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尘土》《潦草》两部散文集,深受读者欢迎。这两部散文集均聚焦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底层空间与边缘人群,记录的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是“共和国长子”,有过辉煌的过往,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遭遇挫折,历史的荣光逐渐消逝,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贾行家出身于国企职工家庭,熟悉工厂生活,是东北国企改革的亲历者,改革给这座城市及民众所带来的阵痛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并最终成为他的书写对象。贾行家笔下的那些深陷疾苦的人与事,既呈现了一个区域特有的难题,又呈现了它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独特的质感。

  除了以上亮点,何凯旋的先锋小说创作、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儿童文学创作、袁炳发与陈力娇的小小说创作也颇具特色,深得国内同行推重。总体而言,新世纪的黑龙江文学创作已经不再盲目地追逐文学时尚,转而日益贴近脚下的土地。本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断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作家已经开始尝试将“地方”问题与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关联起来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黑龙江文学不但沉淀了自己的特质,而且也再次站到了时代的前沿。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