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人物观念 创造新的形象
——关于人物和典型问题的思考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公众号) | 时间:2019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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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崇轩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70年,在人物和典型这一重要问题上,虽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却形成了一套现实主义的人物观念和理论,推进叙事文学创造了一个灿烂多姿的人物形象画廊。但在今天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变异、下沉,文学人物形象整体性弱化、衰退,人物和典型理论变得沉寂、薄弱,导致整个文学出现了平庸、虚浮现象。中国文学要与时俱进、突破瓶颈,就要重新反思和建构新的文学人物理论,首先从变革人物观念上切入、深入。

关键词

人物 典型 观念 变革

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有高原缺高峰”,似乎成为对这一时期的一种评判和共识。个中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有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的淡化、陷落。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大量鲜活、独特、感动读者的人物形象,暗示着文学出现了某种深层问题和危机。当下的社会和文学,已然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但在人物形象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还存在诸多误区、困惑、盲目,严重制约、阻碍着人物和典型形象的创造。今天的文学要突破瓶颈、走出困局,就要深入地研究、探索文学和人物的关系、人物观念的变迁、怎样塑造新的人物和典型等诸多问题,重新建构人物理论,进而用理论引导创作的发展。

一 文学世界与人物形象

文学是一个广阔、复杂而微妙的精神性世界。从外在形态看,它由情节、人物、环境等多种元素构成,人物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整体属性看,它是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和形而上的审美意境的有机融合,人物是其中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形象是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支撑着文学世界,使文学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功能和恒久的艺术价值。当然,文学包括各种各样的门类,不同的门类对人物形象的要求和规约不尽相同。诗歌、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是文本背后的作家主体;而纪实文学、特别是小说,则要求塑造独立的、多样的人物形象。论述人物和典型,往往指的是小说——这一文学中的“重器”。而在文学与人物这样的重要问题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自古以来就有多种思想观念以及论争,就有多样的创作思潮和方法。不同的人物理论和思想,派生了各具形态的人物形象;不同的创作思潮和方法,形成了大异其趣的人物形象。中国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着丰富的人物理论和创作经验,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以来,在人物形象问题上可谓争论不断、充满曲折,积淀了深厚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透过文学思潮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窥见人物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变迁。中国的文学历史和西方的文学历史,不是并驾齐驱,而是有各自的发展轨迹。西方的文学史,从文艺复兴之后,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完整历程,一泻千里、环环相扣。而中国的文学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同时共存、此消彼长,构成了海纳百川的气象。直到20世纪的“五四”文学,文学才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国家走向世界,汇入了世界文学大潮。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中,走过了欧洲四五百年的文学路程。所谓文学思潮,就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兴起的文学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的潮流,如何理解文学和人物的关系,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是文学思潮关注的中心问题。人物形象的成败得失,往往决定着一种文学思潮的发展和地位。

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对人学的研究,是一个核心的、持久的重大人文课题。其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的研究成果,直接地影响着文学思潮的产生和走向。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学思潮轮番上演,在人物形象上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和特征。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中期,在欧洲多国掀起的文学思潮,它提倡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人生,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批判社会中的黑暗与腐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杰出作家有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等。五六十年代进入第二阶段,杰出作家有福楼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标志性人物形象有:《红与黑》中的于连,《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里的同名主人公,《双城记》中的厄弗里蒙地,《死魂灵》里的玛尼罗夫等,《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前夜》里的叶琳娜,《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等等,这些人物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中国古代文学中,《水浒传》中的宋江、林冲等,《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等,均为经典性典型人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反观研究自身,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惟人,万物之灵”“天人合一”,从而发现了人的地位、价值、尺度、力量。这些思想观念深刻影响着各种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更支配着各类作家对人物的认知和塑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国涌现了一股鱼龙混杂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创作主旨是反映现代西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和异化的关系,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悲观、变态、分裂、孤独、虚无的精神世界。在思想观念上倡导非理性主义,在艺术上主张出奇出新。到1960年代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它一面反叛一面又承袭了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主张解构传统,摒弃价值,崇尚“零度写作”,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壁垒。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深刻的变化,是人物形象的物化和消失。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说人物是人,现代主义作家说人物是人格,而后现代主义作家说人物是影子。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重点已不在其外部描写,也不在道德和心理特征的刻画,而在其社会心理甚至生理本体的不确定。”1譬如英国作家沃尔夫《墙上的斑点》中的人物已不是一个具象的人,而是人天马行空的“意识流”碎片。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写两个流浪汉对戈多的苦苦等待,但主人公并没有出现,人物只是想象中的存在。卡夫卡《变形记》里,人物变成了非人的、异化的甲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深受尼采的悲观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等的影响,颠覆了人的地位、力量、价值,夸大了人的自然性、非理性、人性恶,导致了人物形象在文学中的变异、沉没。它对人的发现、解读是深刻的、有意义的,但对文学人物的危害却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70年艰难历程,前近30年走的是一条保守封闭、独具特色的道路,后40年走的是一条改革开放、接轨世界的道路。在人物塑造上,也是一波三折、有成有败。“十七年文学”直接承袭和发展了革命解放区的文学传统,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文学纲领和创作思想。新的国家特别需要用文学这一形式,塑造先进人物乃至典型人物,用以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周扬在1953年的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正在涌现出来,而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恰恰是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争。”2这一时期,关于人物问题的争论发生过很多次,但都难以跳出政治功利的圈子。同时,关于人物问题的学术讨论也在进行,如何其芳、钱谷融、茅盾、胡风等,都在人物形象问题上发表了有见地的文章和观点。特别是钱谷融1957年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深刻阐述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明确指出:“对于人的描写,在文学中不仅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整个世界文学的历史,都可以为这句话作证……高尔基把文学当做‘人学’,就是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3这一思想抵制了当时激进的人物理论,坚持了对人物的艺术定位,对文学创作有潜在的影响。“十七年”文学在“一体化”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依然创造了许许多多出色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譬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锻炼锻炼”》里的“吃不饱”“小腿疼”,《“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等等。但激进的人物思想理论,发展到“文革”时期,就演变成了样板戏以及文学必须遵循的“三突出”创作原则。4文学“新时期”开启,文学真正回到了现实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轨道,它冲破了激进的、极“左”的种种清规戒律,在内容、形式和思想方面,实现了全新的变革。特别是人物问题上,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双向突进,成果卓著。在人物形象上,不仅有工农兵、也有商人、学生、知识分子;不仅有正面的、先进的、英雄的人物,亦有反面的、落后的、腐败的人物;不仅有重在刻画外在性格、行为的形象,还有旨在发掘内在心理、人性的形象。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老农民许茂,《芙蓉镇》里的坚强女性胡玉英,《活动变人形》中的知识分子倪吾诚,《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梁三喜、靳开来,《人到中年》中的女医生陆文婷,《乡场上》里的觉醒农民冯幺爸,《受戒》中的小和尚明海,《陈奂生上城》里走向市场的农民陈奂生等等。这些形象逼真、鲜活、深刻,有许多达到了典型的高度。他们真正成为了文学世界中的主体、中心,提升和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使新时期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一座高峰。

从1990年代开始的多元化时期文学,已走过近30年时间,远远超过了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长度。客观讲,当下文学在题材开拓、思想探索、形式精进等方面,进步甚大。特别是作品数量的增长,俨然是大国文学气象。但在人物理论研究、人物形象创造方面,却出现了某种停滞和倒退。难以洞悉的社会变迁,无力把握的人物沉浮,改变了作家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西方现代思想理论新的发现、以及文学作品中对人物的颠覆,瓦解了作家们对人物的信念和信仰。文学作品中,膨胀的物质和琐碎的生活构成了纷繁的世界,虽然还有人物,但多数变成了意象式、理念式、符号化的形象。人物形象出现了弱化、萎缩的严重倾向。正如有论者直言的:“人物符号化倾向在文学文本中广为存在,一个时期以来,鲜有在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代表时代本质真实的文学人物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遗憾。”5

二 人物观念的演变

人物观念就是一个作家对他所表现的人物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判断,人物观念是整个文学观念中的一个部分,但却是关键的、重要的。具有成熟的人物观念,才能写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人物观念的构成,依赖多方面的因素。譬如一定社会的人的性格、精神和风貌,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譬如中外社会科学对人学的研究以及理论,这种理论在社会的传播和认同;譬如一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人物问题上的基本观念,这种观念对作家的影响和支配;譬如作家主体在特定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对人物问题的领悟和探索;譬如主流意识形态在人物理论上的不断建构和倡导,它对作家创作的引导乃至规范。一种人物观念,牵连着复杂的世界。但在这多方面的因素中,文学思潮中的人物理念,意识形态中的人物理论,对作家更具有某种制约和支配作用。

在当代文学史中,围绕着人物和典型问题,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观念的对峙、矛盾以至斗争。这就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物理论与作家多样而复杂的人物观念的博弈。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在探索和建构着一种“一体化”的人物理论,为当下的社会革命和建设服务。它同作家和评论家更具有审美性和学术性的人物观念,必然会形成一种张力和冲突。“十七年”时期主要有:1949年在《文汇报》展开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1950年开始持续多年的“‘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问题”的研讨;1953年到1964年“关于‘中间人物’问题”的斗争;还有“文革”时期“关于‘三突出’和‘高大全’人物问题”的论争。“新时期”主要有:1979年开始“关于‘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同一年发生的“对‘三突出’理论”的批判;1979年展开的对“典型问题”的深入探讨;1985 年发生的“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问题”的争鸣;1990年之后持续进行的“关于‘底层社会和底层人物叙事’”的讨论等等。在这一次一次的讨论、争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物理论得到了微调、建构,而作家的人物观念,有的皈依主流、有的独自发展,正如陶东风、和磊所说:“关于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是当代文艺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它不仅仅是一个文艺创作问题,还牵涉到作家的阶级立场、政治趋向,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因此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6

如前所述,一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中的人物理念,对作家人物观念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到七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到九十年代之后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的现代现实主义,大体上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脉主潮,它影响和左右着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学观念,尤其是人物观念。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也曾时隐时现、偶尔出现,但仅仅是支流,并没有改变当代文学的基本“航向”。而每个时代作家们的人物观念,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种人物观念流变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奉行革命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思潮对人物和典型的塑造尤为重视。写什么样的人物,怎样写人物,都有许多硬性规定。大多数作家会顺应主流思想,但在创作实践中,又会“暗渡陈仓”、贴近艺术。王愿坚是一位军事题材作家,他用短篇小说文体塑造了许多感人的战士形象,他在解读杜鹏程小说创作时说:“塑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是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杜鹏程同志在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鲜明特色之一,正是因为它有着雄厚的‘纵深配备’……从纵的深处发掘和揭示人物的精神的美,和从人物生活成长的道路上了解并表现人物的思想经历,我觉得是杜鹏程同志人物创造的特点,这使得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厚实、饱满、深刻。”7王愿坚概括出的杜鹏程小说的创作特点,也正是他追求的创作方法。他自觉地“尊奉”主流人物理论,同时又从精神之美和思想历程,这样两个纵深层面,塑造崇高而厚实的英雄人物。老一代作家老舍,是刻画人物的高手,他说:“我们写作时,首先要想到人物,然后再安排故事,想想让主人公代表什么,反映什么,用谁来陪衬,以便突出这个人物。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人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8他指出了当时小说创作中见事不见人的流行病,阐明了小说中人物与事件的辩证关系。而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作家,如路翎对塑造人物就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这一个人代表新事物,那一个人代表旧事物等等,那是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的……在文艺上,这表现出来的就会是一些抽象的,没有生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是不会有教育意义的。”9因此他主张写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写出人性深处的博弈与升华。他的理论观点和创造的人物,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此外,茅盾、周立波、赵树理、孙犁、艾芜等,都对人物塑造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丰富了五六十年代的人物思想和观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是人物形象蓬勃生长的时代,也是人物理论长足发展的时代。“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余脉,“五四”启蒙文学思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等,都在这一时期汇聚、碰撞、交融,形成了丰富而庞杂的人物思想观念。蒋子龙是一位长于写“改革者”形象的作家,他说:“盯住人,写出人物,写出典型化的人物。人物性格的光彩自然会照亮那些所谓枯燥的东西……作家的责任是写出搞工业的人,通过人物反映工业战线的矛盾、困难和希望”10这番话表现了作家把人物、典型当作文学的主体,人物与社会紧密相依的人物观念。汪曾祺是一位精于写诗意人物的作家,他说:“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11这段话深藏了作家对文学的洞悟,如人物在文本中的位置,故事、景物、环境与人物的关系,作家对人物应采取的情感、态度和立场等等。新时期精辟而丰沛的人物理论和观念,应该很好地研究和继承。

19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时期文学,关于人物问题的讨论偃旗息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渐行渐远。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好看的故事、丰富的“物质”和作家蓬勃的感受。部分作品中虽然还有很出色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形象往往缺乏鲜明独特的性格和精神,难以走进读者的心灵深处,更难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共名”人物。即便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文学人物随处可见,但作为人物标识的性格、个性却大面积流失,人物大都变成了意象化、理念化、象征化形象,作家们的人物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譬如王安忆在1996年发表了“四不要”小说宣言,第一条就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说:“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这是一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推理过程,可使人回避直面的表达,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径,而非大道。”12王安忆怀疑和否定了经典文学中人物的性格描写,主张直接深入到人物的人性和精神层面去刻画人物。譬如陈忠实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在谈到《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塑造时说:“我还是觉得,不管他文化修养多高,我主要是要把握住他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心理世界里的东西,只要我把握住了这个人物的这一点,我写这个人物就获得了自由!”13小说中的朱先生,既有独特的性格,又有深广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代表传统文化的典型形象。而陈忠实在创作时,把关注的焦点从性格偏向了精神心理。从人物和典型的外形、性格、行为,转向人物的心理、精神、人性等,是多元化时期人物塑造的巨大变化,对这种巨变的意义、价值、得失,还有待作出深入的研究和评估。

三 人物形象的多种形态

在一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孕育了多种多样、姿态纷呈的人物形象类型。现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最根本的变化,就在于由消遣的、文人的文学演变为社会的、大众的文学,由“故事”的文学转变为“人物”的文学。周作人称之为“人的文学”。从现代文学开始,人物真正成为文学的主体、重心。经过一代一代作家的探索、开拓,人物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形象越来越经典化。特别是“五四”文学时期、文学“新时期”,是人物形象茁壮生长、群星闪耀的两个时代,构成了两座文学高峰。

中外理论家和作家,在人物形象的类型、内涵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以他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准确的思辨能力,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和“圆形”:“十七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14 这里所谓的“扁平”人物是指特征比较单纯的人物形象,而 “圆形”人物则是因素比较多样的人物形象。他的这一分类比较简单,但却给后来的作家、评论家以很大的启发。北京大学教授马振方,在他的《小说艺术论》里,秉承了福斯特的人物分类,进一步阐释了“扁形”和“圆形”人物内涵,并增加了“尖形”人物类型,说:“这种特征不是一般的‘突出’,而具有某种超常性,因而带有不同程度的漫画化色彩和类型性特点,那么,这种人物就是尖形人物。”15这种观点丰富了人物理论。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集人物理论之大成,把人物形象分为“扁平”人物、表意型人物、“圆型”人物、典型人物、“性格”人物共五种类型,是较为全面、成熟的人物分类。

从理论上对人物进行分类,往往是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的,难以避免理论的局限、缺陷。但这种分类又是必要的、重要的。我们也可以从人物的形态和精神的角度进行分类,划出两个系列,一种是具有内在品格的精神类人物,另一种是具有外在特征的性格类人物。其实作家的人物塑造,一直在向这两个方向努力。

具有内在品格的精神类人物,有意象型人物、心理型人物、理念型人物。意象型人物突出表现的是人物的意与象的结合。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的审美活动而创造的一种艺术形象。在人物身上,既蕴含着作家的情感、思想、理念,又显示着人物的形象、行为、命运等。作家的情感、思想是凸显的,而人物的个性、精神等却是简要的。人物更具有一种普遍性、抽象性。如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寥寥数笔,勾勒出一种小市民的人性。如铁凝《孕妇和牛》里的怀孕少妇,辽阔的秋日平原上的人和牛,组成了一幅隽永的天人合一的永恒风景。这都是意象型人物的杰出代表。其实在叙事文学作品中,这种人物所占比例最大,那种具有鲜明性格、深刻思想的性格型、典型化人物,只是少数。这种意象型人物,属于“扁形”人物,写得好同样可以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但是,在今天年轻作家的作品中,这种意象型人物却出现了变异。作家的初衷也许是刻画一种富有诗意的、带着自己情感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不熟悉人物的生活、性格和思想,致使人物成为一个模糊、虚幻的影子,或是一个单薄、被动的木偶。人物深陷在事件和环境中。这样的形象是难以站立起来的,也是难以让读者记住的。心理型人物着力展现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由意识和潜意识构成一种独特的人物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心理描写已成为作家们的惯用手法。新时期文学前期,王蒙率先借鉴了西方意识流表现形式,创作了一批面目一新的中短篇小说。此后不少作家积极跟进,形成一股意识流小说潮流。西方作家的意识流作品,呈现的是人的无意识、非理性的心理暗流。而中国作家表现的意识流中,又渗透着现实、社会、理性的东西。意识流手法,既可以整体运用,在通篇文本中展现人的意识活动,也可以局部使用,在文本的夹缝处显示人的心理图画。在代表性的作品中,王蒙的《春之声》写的是一个科技知识分子岳之峰,在回故乡的闷罐子火车上的万千思绪;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写的是老农民老寿,对几十年来农村革命的回顾和对老革命老甘行为的困惑。这些心理型人物都是新颖而有深度的。但心理型人物,由于心理意识的琐碎、庞杂、幽暗,很难形成完整立体的形象,因此在1990年代之后就很少看到了。但意识流作为局部的描写手法,大量运用在叙事文学作品中。理念型人物形象集中体现的是人物的某种品格和精神,人物更带有哲理性、象征性,充分体现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名言。作家选择和塑造一种别具一格的人物形象作为象征体,其中寄寓一种饱满的情感、思想和理念,用雕塑式的形象彰显一种深邃的思想。这种人物形象,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十分流行,如《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等。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人物也时有出现。如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里,那位劳作终生的老农民;如宗璞《我是谁》中,那个不知自己是人还是“牛鬼蛇神”的女生物学家等,均是形象独特、意蕴深邃的理念型人物。如上三种人物,特别是后两种人物,都有较强的现代主义色彩,因此文本也成为现代主义作品。

具有外在特征的性格类人物,有类型化人物、性格型人物、典型化人物。类型化人物突出彰显的是,人物身上那种阶层的、民族的、地域的独特性格和人格,并加以强化,使这种性格和人格更加强烈乃至夸张。这种人物近似于马振方所说的“尖型”人物。中国古典小说里,这种人物极为普遍,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他们的性格和品格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出来,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种类型的人物。这种创作方法对现当代文学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类型化人物形象。如《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等;如《新星》中的李向南、顾荣,前者是“改革派”的代表,后者是“保守派”的典型。类型化人物性格较简单,但一样可以创造出强烈感人的艺术形象。但创造这类人物,需要作家对同类型人物性格的熟悉和概括,需要一种既可以写实又可以夸张的表现手法,因此也是有相当难度的。现在出色的类型化人物形象并不多。性格型人物倾力表现的是人物那种丰富的个性和深刻的共性,是现实主义文学中重要的人物类型。它要求人物性格要多侧面、有发展,并要有一种主导性的性格特征;它要求人物在展现丰富性格的同时,体现出同类人物的共性特质,个性与共性达到较好的融合。这种人物接近于福斯特所说的“圆型”人物。这种人物比意象型人物有更强的写实感、现实性,比类型化人物有更多的逼真感、丰富性。性格绝不仅仅是人物的外在特征,同时也是人物全部生命的折射。个性通达共性,性格即是命运,这些话并不虚妄。新时期文学以来,涌现了众多具有卓越性格的人物形象,如《古船》中的隋抱朴,《废都》里的庄之蝶,《绿化树》中的章永璘,《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里的金凤池,《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班主任》里的谢惠敏等等。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活丰盈的性格特征和深刻有力的思想意蕴。但是,性格型人物由于突出的是细腻多样的个性,容易使人物性格泛滥、流于表面,走向恩格斯所说的“恶劣的个性化”;此外,由于强调人物的共性、理性,也容易滑向概念化、雷同化,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也正是多元化时期,有些作家疏远了这种人物的重要原因。典型化人物是文学人物中的一种,但由于是人物形象中的高级形态,因此“另立门户”成为一种特殊人物类型。下文另做专论。以上几种人物,都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

四 破除典型人物的“藩篱”

典型问题始终是文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在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文学典型”总是独立成章占据着第二章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走向和作家的创作。但进入多元化文学时期之后,典型问题与人物问题一样,渐渐淡化,水波不兴。年轻的评论家和作家,甚至连典型的起源、内涵都不甚了然了。

典型问题是个古老的理论问题。在中国,从《诗经》到宋代苏舜钦的诗文,就有典型这一概念。明清之后,典型被引入文学理论中,明代金圣叹、清代恽敬等,都用典型概念来评价文学人物。典型即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模范、规范、楷模,但并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文学理论。直到“五四”文学时期,瞿秋白最早译介了恩格斯的典型理论,典型才成为现代文学中的核心问题。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对典型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直到文艺复兴之后的18世纪至19世纪,法国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德国康德的“美的理想”构想、歌德的“特征”理论、黑格尔的“理想性格”学说,俄国别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观点,匈牙利卢卡契的“物化”和“总体性”美学思想等等,典型理论才最终成为美学和文学范畴中的主体性理论。19世纪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典型理论,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形成了宏大精深的现实主义典型理论。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典型理论,经过一代一代理论家的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典型理论问题,他们按照特定时代的社会和文学状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观点。马克思在典型理论问题上没有专门论述,但他对人的研究和思考,对认识人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还说:“……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7这对作家表现典型人物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典型人物的性格发展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恩格斯研究过许多重要作家和作品,对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深入思考,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8他强调了文学要真实、细致地表现生活,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他的典型观:“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通性。”19他理想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种既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中国当代数十年的文学历史中,围绕典型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讨、论争,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属于学术性质。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典型即本质”“典型代表论”“典型即个性说”“共性和个性统一观”等有过多次研讨、论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统一观”的再评价、“共性与个性”的重探讨、“多样化典型观”等也有过数次再探讨。一些著名理论家和美学家,如何其芳、蔡仪、钱谷融、蒋孔阳、李泽厚、李希凡、张光年、巴人、王愚、刘再复等,都参与了讨论,发表了建设性的文章和观点。争论众说纷纭,而关于典型的内涵则渐趋一致。典型是人物形象中的最高形态,他具有黑格尔所说的“整体个性”的特点,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十七年”时期,李泽厚指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典型的理解,便可以了解艺术典型的基本特点:它是一定本质必然的规律性获得充分发展或突出暴露的事物或现象。它确立本质必然这一方面为其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为它的基本特点,从而它才可能比一般事物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20新时期,有论者作了这样的浓缩:“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蕴意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21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关于典型的论争,长期以来局限在现实主义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典型理论和典型形象的“属地”,只有现实主义这一块。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是没有典型理论和典型形象的。如卢卡契说:“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这是将人物和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22中国当代理论家也说:“如果更严格一些来说的话,典型的适用范围实际上还要小一些,它主要是指现实主义形态叙事文学中的某种人物形象。”23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盲区。浪漫主义文学涌现了那么多杰出的人物形象,难道不可以称为典型吗?现代主义已经产生和还在产生独特的人物形象,都不能进入典型行列吗?这显然是理论的一种僵化和封闭。

典型理论和典型人物亟待打破固有的“藩篱”。新时期文学之后,随着文学理论的变革开放,随着人物形象的多样化,特别是现代型人物的出现,有些作家、评论家提出了典型理论的开放问题。王蒙认为:“文学要写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人是否就等于人物,人物是否就等于性格?不见得,我们还可以着重写人的命运、遭遇的故事,也可以着重写人的感情、心理,可以写人的幻想、奇想,还可以着重写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风景,可以写人的环境氛围、生活节奏,也可以着重写人物性格。”24这就是说,写人物既可以突出他的外在性格、行为,也可以发掘他的内在心理、精神,都能够成为人物乃至典型。评论家吴亮则从典型的历史变迁角度,认为:“现代文学艺术已经不怎么注重人物和人物性格的完整、准确和鲜明了。”很多人物形象呈现出内在化、复杂化、超人物化特征,“一种体现典型观念、典型体验和典型情绪的艺术形态”,已经出现,可以称为“内在典型”。25吴亮的论述不够清晰、准确,但主旨是明白的,即典型形象应该是开放的、多样的,那种着重表现人的心理、精神世界的独特的现代型人物形象,也应当进入典型的画廊。吴亮的新典型观受到一些理论家的批评,认为既不符合文学现实和历史,也有违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现在看来,王蒙、吴亮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所谓典型,就是一种典范、楷模、象征,是一种既有独特形象、性格,又有丰富人性、精神的代表性形象。他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用这样的尺度去衡量,鲁迅笔下的阿Q,重在表现国民劣根性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现代型典型人物。宗璞《泥沼中的头颅》,用一颗“非凡的头颅”象征知识分子在浩劫中的悲剧和抗争,也是一个现代典型形象。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着重展现历史转折期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性、精神锐变,同样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人物。不过在指称典型形象时,要加以限定,如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的等等。典型观念的开放,有助于我们认识、解读新的人物形象,建构现代的典型理论和观念。

五 塑造人物是文学的使命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一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现在进入了加速转型期。其实质就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和城市社会的转型。在这一巨变中,城市将高速扩张和发展,乡村在衰落中向城乡交融推进而实现蜕变。这一转型将推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全社会的深刻转型。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同步的,各个阶层和领域的人,都将在社会变迁中实现自身的转变和进步。每个人的生活、知识、情感、思想乃至命运都将发生变化和更新。旧的人物会落伍、埋没,新的人物会涌现、生长,人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跌宕、抉择和重塑。社会的转型必然会带动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将从以乡村叙事为主潮的文学形态向以城乡文学交融的形态演变,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文学模式向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融合的模式转化。社会的转型向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文学不仅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所创新,同时要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肩负起一个时代的文学使命。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表明,建构人物理论和塑造人物形象,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文化“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合力。从文学理论方面说,需要认真梳理既往的人物理论,总结文学史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塑造人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人物理论和观念,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人物思想和写法;特别是在关于人物性格的探幽、典型人物归属的求索上,作出开拓性的研究。从文学创作方面说,作家是创造人物的主体,更面临着许多问题和难题,如下三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作家要努力走向广大社会,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是改变当下人物弱化的重要基础。深入现实生活、表现各种人物,是一个老话题,但今天却变成了一个棘手问题。一方面是现实社会变化的剧烈和快速,各种人物命运的多变和沉浮,使作家难以熟悉和把握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前途,使作家与人物处于一种疏离和隔膜的状态。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底层社会的农民、农民工、工人、小市民;是城市社会里的白领、教师、小公务员,是中间阶层的官员、商人、科技工作者等等,处在社会前沿和矛盾旋涡中的大企业家、大商人、大科学家、高层官员,却少而又少。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绝大部分是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情感纠葛、人性的幽暗,而难以看到他们的辛勤劳作、开拓创造、人性的超拔;看到更多的是人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的扭曲、变态、异化,而较少看到人在其中的进步、觉醒、新生;文学人物的类型显得稀少、残缺,形象显得低矮、平庸,文学人物与现实人物处于脱节状态。另一方面是几代作家,在生活和人物的积累上出现了匮乏现象。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六十年代的作家,多数已是功成名就,进入城市,成为中上阶层,疏离了广大社会和普通民众,他们已不大熟悉今天的社会和各种人物。虽然仍在坚守创作,但多数作家已很难写出那种直抵现实、深厚有力的作品来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作家,大多人生经历简单,生活圈子狭窄,现代社会分工把他们变成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与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山高水远,他们只能写身边的“小时代”和小人物,而且是主观想象的意象式人物。现实人物的多样和复杂,作家对人物的远离和隔膜,导致了当下文学人物的整体性弱化。但一个有潜力、有理想的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应该在体验生活上下苦功夫,在艺术表现上执着探索,为文坛奉献出新颖而坚实的人物形象。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则要承担起雕塑人物群像,谱写宏大历史的重任。

作家要理顺与人物的关系,用平等加审视的姿态,看取和表现各种人物形象,是写出更真实而深刻的人物形象的理想途径。作家主体与他所写的人物的关系,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十七年”时期,作家运用的是一种仰视的姿态去写工农兵人物的,客体高于主体,人物常常出现“假大空”现象。文学“新时期”,不少作家选取的是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去写各种人物的,主体高于客体,人物往往成为被矮化的对象。经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作家们终于意识到,作家与人物之间,其实不存在谁高于谁、谁教育谁的问题,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作家应该选择平视的姿态去写人物,人物才会更真实、丰富、深邃。其实这里面牵连到一个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晓声就感慨地说:我们“现在不管哪一个,都在农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即使你是超人,也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响。你要前进,只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你要同他们一起前进,你就必须了解他们,发现他们前进的因素,你才有信心”26。这些话蕴含了作家同农民的一种鱼水关系,也体现出他对农民的启蒙意识。钱理群指出:“在我理解,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平等,互相支持的,而不存在谁要教育谁,谁代表谁,我对这特别反感。”“知识分子要思想启蒙,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来说,知识分子和民众应该互相独立,不同知识分子对民众有不同的态度。”27这里揭示了知识分子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应当是各自独立、地位平等、相互支持的。知识分子同样需要接受启蒙,然后才能启蒙民众。作家书写民众的平视姿态,自然是一种民主意识的体现,但却忽视了作家担负的启蒙、教育的职责。在当下的文学人物如底层人物身上,就出现了作家过多的理解、同情,而缺乏审视、批评的现象;在小资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作家太浓的认同、欣赏,而少有揭露、批判的现象。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平等的观照、对话是基础,理性的审视、褒贬是目的。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类,“灵魂工程师”的地位并未终结。从作家陈忠实、莫言、路遥等的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平等加审视的创作姿态。

作家要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和手法,描绘多样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才能够创造出转型时代的人物群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类型,人物类型越多越标志着文学的进步和发达。但在当下的人物形象中,意象型、理念型、类型化的人物较多,而性格型、典型化的人物较少。后两种人物的匮乏,影响了整个人物形象的“阵容”。这里有两个理论盲点,制约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是对性格型人物的性格的理解。一说人物性格,人们就以为是指人物那种外在的肖像、个性、行动甚至癖好等等。这是传统的人物理论特别注重的,它导致了人物外在个性淹没内在精神的弊端。其实,人物性格是个性与共性、表象与本质的“凝聚物”。钱谷融、鲁枢元认为:“所谓‘性格’,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一般指个人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包括意志特征、情绪特征和思维特征等。”28现代心理学扩展了性格的内涵,按照这样的性格观念去刻画人物,就应该加强人物的情感、心理、思想、人性等精神世界的发掘,这样的性格人物就会更加丰满、深厚。二是对典型人物数量多寡的理解。典型人物是人物形象中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多,在文学作品中也不会多。“十七年”时期和文学“新时期”,曾经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典型人物。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实生活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并没有多少典型人物,主张人物要世俗化,去典型化。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但却是偏颇的。现实生活中典型人物确实不多,但不等于没有,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发现的眼睛。社会巨变时期正是典型人物涌现的时代,作家有责任去发现和塑造。对典型人物不能用传统的观念、尺度去衡量,而应该用现代思想观念去解读、去塑造。如是我们才可能创造出全新的典型人物。众多性格型、典型化人物的诞生,就会带动人物形象的整体崛起。人物理论和人物创作的双向驱动,就将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跨越。

注释:

1 胡全生:《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塑造》,《外国语》2000年第4期。

2 周扬:《为创造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408页。

3 钱谷融:《钱谷融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4 “三突出”的正式表述,见于《红旗》1969年第11期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其中称:“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5 廖文:《文学必须警惕概念化倾向》,《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

6 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

7 王愿坚:《结结实实的英雄形象》,《谈小说创作》,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6—29页。

8 《人民文学》编辑部等编《论短篇小说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9 路翎:《祖国在前进》,转引自《路翎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10 蒋子龙:《为“创业者”讴歌》,《蒋子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1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12 王安忆:《我的小说观》,《王安忆自选集之六——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13 陈忠实、李遇春:《关于〈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

14 [英]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5 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6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185—18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

19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18页。

20 李泽厚:《典型初探》,《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二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21 23 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0页。

22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24 王蒙:《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文艺报》1980年第9期。

25 吴亮:《“典型”的历史变迁》,《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

26 高晓声:《创作谈》,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27 宋宇:《“我给他的回报,是丰富的痛苦”——钱理群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南方周末》2016年11月17日。

28 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